20世纪山水画是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集中而典型地反映了百年来中国艺术尤其是中国画的生存发展境遇，体现了数代人形形色色的感应与追求。对20世纪山水画作专题梳理，将有助于人们从一个特殊的点上透视艺术与人的关系，透视艺术演衍变革及其价值实现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黄宾虹 作品
一、复古开新：冲破四王藩篱 20世纪山水画的帷幕，是在延续晚清绘画传统的平静氛围中徐徐拉开的。四王的流风余韵，作为绵延数百年的主导风格，不仅左右了绝大多数成名山水画家，同时也吸引着大批山水画的后起之秀。当然，所谓四王风规，应该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具体到不同时空的画家身上，除了娄东、虞山之类的不同落实点之外，还蕴含着因漫长的演衍过程而不断变异以及在某种程度上旁涉兼容其他画理画风的多样性选择。与此同时，沾溉于四僧野逸派或者京江派、松壶派和文沈吴门风格的山水画家亦不乏其人。但毋庸置疑的是，由董其昌等晚明山水画家鼓荡起来的尊崇南宗的文人画思潮，经过四王派系的演绎，则以其无可动摇的正统性地位，统领着20世纪初的山水画坛。这与当时花鸟画界依托海上画派所进行的轰轰烈烈的变革态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山水画坛的平静，首先是由伴随辛亥革命而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打破的。康有为、陈独秀、梁启超、蔡元培等文化维新人士，不约而同地将批判的目光对准了中国传统绘画，并且在否定文人画而提倡院体画，乃至用西方写实精神改造中国画的主张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中国画学至国朝而衰弊极矣！”(康有为《万木草堂藏画目》)“若想把中国画改良，首先要革王画的命。”(陈独秀《美术革命——答吕徴》)这些振聋发聩的呼喊，尽管出自于社会革命家之口，由于专业眼光的缺乏，立足点也多数不在艺术发展，故不无偏颇过激之弊，但对于当时的中国画尤其是山水画来说，仍然无异于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池塘而泛起阵阵涟漪。
和南方金石写意画派与四僧热影响北方画坛形成鲜明对照的是，20年代由北方画坛率先开启的画师宋元的思潮于30年代后开始影响南方画坛。以吴湖帆、冯超然、郑昶、贺天健为代表的海上山水画家本与江南前辈画家如戴熙、张崟、钱松、改琦等相后先，在四王风规之外经由沈文唐仇的吴门传统突出南宗藩篱，又兼得20世纪上半叶博物馆、出版、展览事业襄助而得上窥宋元。尤其是吴湖帆，原家富收藏，又经礼聘入故宫博物院鉴定古画，眼界既宽，画风渐变，1936年《云表奇峰》出，由唐仇而通融三赵，腴而能雅，似古实新，时论翕然归之，非但一时执海上画坛之牛耳，更令四王、松江、吴门的文人山水传统以一种温润典雅的“摩登”面目重新振起。自吴湖帆以下，冯超然、张石园、吴琴木、殷梓湘等一大批山水画家纷纷改弦易张而转溯宋元，师王蒙，法李郭，宗董巨，更学李刘马夏，近袭沈文青绿，远追三赵古雅，与北方画坛溥儒、陈少梅、胡佩衡、秦仲文、吴镜汀等遥相呼应，令似古实新的画风风靡了大江南北。
在这一遥追古代山水画传统的进程中，成名于海上画坛的张大千无疑是走得最深最远的一人。张大千于山水画一道最初研习的是脱略时流之外的野逸画派，而不蹈四王一笔。由四僧而转向宋元，亦是近代山水画史上的一条重要线索，只是比起从四王沿流讨源者更多突变性，但在写实造境一途却与之殊途同归。凭借上古名迹在战乱中散佚的机缘广搜博讨，张大千于三四十年代之交已尽弃熟谙的石涛风习而优游于董巨、李郭以及王蒙为主的宋元传统。与之相似的是黄君璧以及前述的郑昶、贺天健等，由石溪、梅清、石涛的逸轨转向师学李唐、马远、夏圭、王蒙的宋元。而张大千的突出之处更在于40年代初与谢稚柳西渡流沙，面壁石室，将追踪古人的方向直指宋元以前的晋唐著色画传统。
20至40年代南北山水画坛的复古开新潮流，既有从四王风规溯流而上者，又有从四僧逸轨辗转腾挪而来者，但无论是依照正统派的逻辑追溯发展还是从野逸派的风格中切换而出，凭借上古名迹的散播民间，皆殊途同归地突破了自南北分宗数百年来的森严壁垒，上探更为高古丰厚的绘画传统，重新整合山水画的传统资源，堪称是继元代赵孟頫以还山水画史上规模最大、程度最深入的以古开新的潮流。一些画家中的佼佼者，在穷究上古画迹的同时，于绘画史的研究亦取得了远迈先贤的成就，非但确定了元以前代表画家的标准器，而且真正厘清了中国画自晋至今的发展源流。这对传统画学的认识和清理而言，意义实为重大。
遗憾的是，50年代因政治干预艺术，这一画学潮流遽然消退。新中国艺术倡导“革命的现实主义”，尽管宋元山水传统的主流仍属写实范畴，但作为元明山水画史上的主脉，以赵孟頫为首，董其昌、四王为殿军的文人山水画派却因“师古”特色首当其冲地被指称为“形式主义”，而被推向“现实主义”的对立面。四王及其相关的传统沦为过街老鼠，四王所由出的宋元山水传统也随着四王被打入冷宫而渐为人淡忘，取而代之的是因主张“搜尽奇峰打草稿”、“笔墨当随时代”而被“新山水画”尊崇并放大了的石涛范型。建国后政治干预艺术的另一表现是强调艺术的“阶级性”，提倡粗犷、明丽、通俗的审美趣味，与之相反的秀逸、温润、儒雅的格调则沦为“没落艺术”而遭致唾弃，加上金城、吴湖帆、张大千、溥儒、黄君璧等人的出身与经历，在特殊的时代中更导致其所代表的艺术风格逐渐失去存身空间。
吴湖帆 作品
二、张扬个性：野逸派画风
与20世纪上半叶四王山水画传派发展轨迹相平行的另一条线索，是由四僧等野逸派风格演衍鼓荡而来的意笔画潮流。
在世纪初以大写意花鸟画称擅的海派画家中，有不少人兼攻山水，蒲华、吴昌硕、王一亭那种“画气不画形”的金石粗笔山水画，对当时占画苑统治地位的正统派来说，只是不甚起眼的别调，因此并未构成冲击力。石涛、八大的影响从花鸟画坛跨进山水画坛，与前清耆宿曾熙、李瑞清的倡导，尤其他们的同门弟子——张善子与张大千昆仲富有成效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俞剑华尝云：“自蜀人张善子、张大千来上海后，极力推崇石涛、八大，搜求遗作，不遗余力。而大千天才横溢，每一命笔，超逸绝伦。于是石涛、八大之画始为人所重视，价值日昂，学者日众，几至家家石涛，人人八大。连类而及，如石溪、瞿山、半千，均价值连城。而四王吴恽，几无人问津了。”(俞剑华《七十五年来的国画》)这一叙述虽不免夸张，但对当时风气之变的揭示应符合历史情理。石涛、石溪、梅清、八大等等久遭冷落的清初野逸派画家，因其遗民的身份和个性化的艺术风格，在历经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洗礼的画家、收藏家那里产生了特殊的魅力，山水画坛也由此滋生出一股取法野逸派以弘扬新变的风潮。
事实上，四僧尤其是石涛受到当时山水画家的推崇，首先在于其作品的师法造化，其次才在于笔墨风格充满新奇的创造力和张扬的个性。这一倾向，尤其集中体现于20世纪山水画家群起而“师法黄山”上。师法黄山，不但意味着师法石涛、梅清、渐江等野逸派画风，而且意味着师法造化，意味着突破了正统画派的摹古风。打破摹古风，乃是20世纪几乎所有对中国画变革提出过意见的人所一致倡导的观念，也正是20世纪上半叶野逸山水画风蔚然勃兴的原因所在。
在形形色色的写意山水画里，齐白石和黄宾虹分别代表了两种美学取向。齐白石以大写意花鸟画法从事简笔大写意山水画，往往突破前人程式，而根据自己的生活印象写景造境，寓奇拙于质朴，赋予作品强烈的个性和形式感。黄宾虹秉承元明清以还视笔墨品格为山水画生命本体的传统，将艺术发展的基点建立在艺术及艺术家的精神本质上而不是文化策略上，以浑厚华滋、乱头粗服的笔墨个性表现山水之“内美”，从而把文人写意山水画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富有抽象意趣的黄宾虹之画，虽曾得到游学法国的艺评家傅雷的极高评价，但在建国前毕竟影响甚微，除汪采白、顾飞、王康乐等，继者廖廖。黄宾虹得到充分的再认识，并非是在其荣膺华东美协主席的建国之初，而是在80年代以后大陆艺坛体认西方抽象主义、形式主义的艺术潮流中，并且进而于世纪末成为风靡山水画坛的资源与样式，这可谓文人写意画在20世纪经西方现代艺术观照后浴火重生的另一版本。
陈少梅作品
三、中西融合：新山水画的诞生 20世纪中国画不同于以往的最大特征，莫过于中西艺术空前的碰撞与融合，导致了一种新生的中国画形态——融合派，而与原发性的中国画形态——传统派相颉颃。在山水画领域，融合派所掀起的艺术波涛也是极其壮观的。
以文人写意画通融西方现代绘画，在刘海粟、林风眠乃至黄宾虹等人的艺术中可见概略。然而，刘海粟包括朱屺瞻等人虽受西方绘画影响，但其国画、西画往往分而治之，即中国画师法吴昌硕、石涛，西洋画取法后期印象派，而略乏熔中西绘画于一炉的创作。真正代表刘海粟、朱屺瞻绘画风貌的，是他们在80年代后形成的泼墨泼彩山水画。说到此种画风，则不能不提及50年代移居海外的张大千，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画家在欧美游历中接触到抽象表现主义画风，并且在视力衰退的情况下开创出泼墨泼彩的新格，才影响了改革开放后大陆山水画坛新格的产生。
相对刘海粟与朱屺瞻于80年代融合中西的变法，林风眠可谓在20世纪上半叶即开始从传统大写意与西方现代绘画的角度融合中西艺术的画家，其所画有中国画风味的风景画，初以西画的色彩斑斓为专擅，晚年亦出现强化水墨意味的倾向。需要说明的是，经建国后供职上海中国画院而与传统画家的长期共事，晚年的林风眠亦改变了早年对中国画笔墨的片面看法。这一点，在今天对林风眠的研究中是缺乏必要的认识的。
20世纪中西艺术融合的另一条线索，乃发生于写实一途。世纪初社会革命家对于四王二石的批判，除去其中的合理性与复起宋元的画学潮流有所暗合，真正将其提倡西画的写实精神在山水画领域付诸实践的，首先是在近代画史上独树一帜的岭南画派以及清末民初海上画坛的个别画家。
作为近代岭南画派创始人的二高一陈，其艺术主张之所以与陈独秀、蔡元培等连理同枝，也可以从他们身份中管见之。事实上，岭南画派的名称在50年代才正式确立，二高一陈也从没想到过创建地域性画派，而是希望以“折中中西，融会古今”的宗旨进行国画革命，以描绘现实生活来“唤醒国魂”。二高一陈所师承的，乃以写生的生动性见长的居廉、居巢的画风，这是岭南绘画自清末以来一以贯之的特征。而岭南派所受到的日本画影响，在渲染之外，还包括了当时中国难得一见于日本却颇风行的南宋山水画风。岭南派的折中主义在20年代中期亦引发了方人定与黄般若以言辞激烈著称的“方黄之争”，并被讥为“甘为彼抱之义儿”、“混血儿的画”。由此，在复起写生造境能事的同时如何保持中国画固有的特色，如同试图在写意一途融合中西的画家看待中国画的用笔一样，逐渐成为问题的核心。
第二代岭南派山水画家关山月与黎雄才等，在二高一陈之后稍稍变异其师旧法，尤其是受傅抱石影响甚大的关山月，开始多用生纸作画，少渲染而多笔墨。坚持写生和关注现实的特点，令原本在岭南派绘画中并不占重要地位的山水画，与建国后提倡的现实主义取向在相当程度上不谋而合，因之了无痕迹地融入了“新山水画”运动。而弱化西画特征而强化西画写生写实的原则，也正是建国后“新山水画”的最大特色。
吴冠中 作品
50年代后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中国文艺的重心由以上海为中心的南方转向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艺术趣味则由以往体现中产阶级的“摩登”化转向表现阶级斗争的政治化，陆俨少“爱新就新”的立场自白、傅抱石“政治挂了帅，笔墨就不同”的三结合原则以及李可染“为祖国河山树碑立传”的艺术宣言，正可以视作传统山水画坛经历建国后的意识形态改造而发生翻天覆地新变化的缩影。一时间，以写生手法表现革命圣地、祖国建设新貌和祖国壮丽河山等主题蔚为风气，南方的新金陵画派、西北的长安画派以及北方以北京李可染为代表的山水画派在这一时风中迅速崛起，李可染、傅抱石、石鲁、赵望云、钱松喦、贺天健、何海霞、关山月、黎雄才、魏紫熙、宋文治、应野平、白雪石等画家堪称在这一画学潮流中的代表人物，而尤以李可染、傅抱石、石鲁最称杰出。李可染强化了笔墨尤其是墨法对景观形象和意境的塑造，突破了写实性描绘的旧程式。傅抱石通过潇洒淋漓的笔墨个性，对现实感受进行了富有激情的发挥。石鲁在荒蛮粗犷的黄土高原中感应出奇崛躁动的颤笔，开拓了表达感受真实性的又一境界。这些与传统山水画拉开了很大距离的时代新风，拓展了山水画审美客体的表现范围，使元明清以来偏重婉约典雅的江南山水审美意象发生了偏重北方山水审美意象的位移，世纪初社会革命家们“革王画的命”的艺术理念，到了此时才真正为山水画创作实践所贯彻。
